阿来的《三只虫草》
一
海拔三千三百米。
寄宿小学校的钟声响了。
桑吉从浅丘的顶部回望钟声响起的地方，那是乡政府所在地。二三十幢房子散落在洼地中央，三层的楼房是乡政府，两层的曲尺形楼房是他刚刚离开的学校。
这是五月初始的日子，空气湿润起来。在刚刚过去的那个冬天，鼻子里只有冰冻的味道、风中尘土的味道，现在充满了他鼻腔的则是融雪散布到空气中的水汽的味道，还有冻土苏醒的味道。还有，刚刚露出新芽的青草的味道。
这是高海拔地区迟来的春天的味道。
第一遍钟声中，太阳露出了云层，天空、起伏的大地和蜿蜒曲折的流水都明亮起来。第一遍钟声叫预备铃。预备铃响起时，桑吉仿佛看见，女生们早就安安静静地坐在教室了，男生们则从宿舍、从操场、从厕所、从校门外开始向着楼上的教室奔跑。衣衫振动，合脚的不合脚的鞋子噗噗作响。男生们喜欢这样子奔跑，喜欢在楼梯间和走廊上推搡、碰撞，拥挤成一团跑进教室，这些正在启蒙中的孩子喜欢大喘着气，落座在教室里。小野兽一样，在寒气清冽的早晨，从嘴里喷吐出阵阵白烟。
等到第二遍钟声响起时，教室里安静下来，只有男孩们剧烈奔跑后的喘息声。
第三遍钟声响起来了，这是正式上课的铃声。
多布杰老师或是娜姆老师开始点名。
从第一排中间那桌开始。
然后是左边，然后右边。
然后第二排，然后第三排。
桑吉的座位在第三排正中间，和羞怯的女生金花在一起。
现在，点名该点到他了。今天是星期三，第一节是数学课，那么点名的就该是娜姆老师。娜姆老师用她甜美的、听上去总是有些羞怯的声音念出了他的名字：“桑吉。”
没有回答。
娜姆老师提高了声音：“桑吉!”
桑吉似乎听到同学们笑起来。明明一抬眼就可以看见第三排中间的位置空着，她偏把头埋向那本点名册，又念了一遍：“桑吉!”
桑吉此时正站在望得见小学校、望得见小学校操场和红旗的山丘上，对着水汽芬芳的空气，学着老师的口吻：“桑吉!”
然后，他笑起来：“对不起，老师，桑吉逃学了!”
此时，桑吉越过了丘冈，往南边的山坡下去几步，山坡下朝阳处的小学校和乡镇上那些房屋就从他眼前消失了。他开始顺着山坡向下奔跑。他奔跑，像草原上的很多孩子一样，并不是有什么急事需要奔跑，而是为了让柔软的风扑面而来，为了让自己像一只活力四射的小野兽一样跑得呼哧呼哧地喘着粗气。春天里，草坡在脚底下已经变得松软了，有弹性了。很像是地震后，他们转移到省城去借读时，那所学校里的塑胶跑道。
脚下出现了一道半米多高的土坎，桑吉轻松地跳下去了。那道坎是牦牛们磨角时挑出来的。
他跳过一丛丛只有光秃秃的坚硬枝干的雪层杜鹃，再过几天，它们就会绽放新芽，再有一个月，它们就会开出细密的紫色花朵。
挨着杜鹃花丛是一小片残雪，他听见那片残雪的硬壳在脚下破碎了。然后，天空在眼前旋转，那是他在雪上滑倒了。他仰身倒下，听到身体内部的东西震荡的声音。他笑了起来，学着同学们的声音，说：“老师，桑吉逃学了。”
老师不相信。桑吉是最爱学习的学生，桑吉还是成绩最好的学生。
老师说：“他是不是病了?”
“老师，桑吉听说学校今年不放虫草假，就偷跑回家了。”
本来，草原上的学校，每年五月都是要放虫草假的。挖虫草的季节，是草原上的人们每年收获最丰厚的季节。按惯例，学校都要放两周的虫草假，让学生们回家去帮忙。如今，退牧还草了，保护生态了，搬到定居点的牧民们没那么多地方放牧了。一家人的柴米油盐钱、向寺院作供养的钱、添置新衣裳和新家具的钱、供长大的孩子到远方上学的钱、看病的钱，都指望着这短暂的虫草季了。桑吉的姐姐在省城上中学。父亲和母亲都怨姐姐把太多的钱花在打扮上了。而桑吉在城里的学校借读过，他知道，姐姐那些花费都是必需的。她要穿裙子，还要穿裤子。穿裙子和穿裤子还要搭配不同的鞋，皮的鞋、布的鞋、塑料的鞋。
寒假时，姐姐回家，父亲就埋怨她把几百块钱都花在穿着打扮上了。
父亲还说了奶奶的病，弄得姐姐愧疚得哭了。
那时，桑吉就对姐姐说了：“女生就应该打扮得花枝招展。”
姐姐笑了，同时伸手打他：“花枝招展，这是贬义词!”
桑吉翻开词典：“上面没说是贬义词。”
“从人嘴里说出来就是贬义词。”
桑吉合上词典：“这是好听又好看的词!”
父母听不懂两姐弟用学校里学来的汉语对话。
用纺锤纺着羊毛线的母亲笑了：“你们说话像乡里来的干部一样!”
为桑吉换靴底的父亲说：“将来还是当老师好。”
桑吉说：“今年虫草假的时候，我要挣两千元。一千元寄给姐姐，一千元给奶奶看医生!”
奶奶不说话。
病痛时不说话，没有病痛时也不说话。
听了桑吉的话，她高兴起来，还是不说话，只是咧着没牙的嘴，笑了起来。
但是，快要放虫草假的时候，上面来了一个管学校的人，说：“虫草假，什么虫草假!不能让拜金主义把下一代的心灵玷污了!”
于是，桑吉的计划眼看着就要化为泡影了。不能兑现对姐姐和奶奶的承诺，他就成了说空话的人了。
所以，他就打定主意逃学了。
所以，他就在这个早上，在上学的钟声响起之前，跑出了学校。
钟声，他想，没有我，还没有这个钟声呢。
原来，学校上课下课是摇一个铜铃铛。当乡镇上来过了一辆收破烂儿的小卡车后，那只铃铛就从学校里消失了。那个被校长和值日老师的手磨得锃亮的铜铃铛把手上还系着一段红穗子，平常就放在校长办公室的窗台上。夏天的早上上面会结着露珠，深秋和初春的早上会结着薄霜。冬天，上面什么也没有，只是光泽都被严寒冻得喑哑了。
那辆收破烂儿的小卡车来过又消失，那只铜铃铛就消失了。
大家叽叽喳喳地说，是一个手脚不干净的同学干的。
传说他用铜铃铛换来的钱在网吧玩了一个通宵的游戏。他在电脑屏幕上打死了很多怪兽，打下了很多样子古怪的飞机。
听说老师们还专门开了一个会，讨论要不要把这个家伙找出来。后来，还是校长说：“孩子，一个孩子，这种事还是不了了之吧。”
校长去了一趟县城，看自己的哮喘病，顺便从县教育局带回了一只电铃。电铃接上电线，安装在校长室的门楣上。从屋里一摁开关，丁零零的声音就响起来，急促、快速，谁去开它都一样。不像原来的铃声，在不同的老师手上，会摇出不同的节奏：叮——当!叮——当!或：叮叮——当当!叮叮——当当!
不承想，电铃怕冷，零下二十多度的冬天里，响了几天，就再也发不出声音了。
桑吉和泽仁想起了公路边雪中埋着的一个废弃的汽车轮胎，他们燃了一堆火，把上面的橡胶烧掉，把剩下的半轮断裂的钢圈弄回来，挂在篮球架上，这就是现在小学的钟了。一棍子敲上去，一声响亮后，还有嗡嗡的余音回荡，像是群蜂快乐飞翔。
放寒假了，钢圈还是挂在篮球架上。
那个县城里叫作破烂儿王的人又开着他的小卡车来过两三趟，这钢圈还是挂在篮球架上。
桑吉把这事讲给父亲听。
父亲说：“善因结善果，你们有个好校长。”这个整天待着无所事事的前牧牛人还因此大发议论，说，如今坏人太多，是因为警察太多了。父亲说：“坏人可不像虫草，越挖越少。坏人总是越抓越多。坏的东西和好的东西不一样，总是越抓越多。”
桑吉把父亲的话学给多布杰老师听。老师笑笑：“奇怪的哲学。”
桑吉问：“奇怪的意思我知道，什么是哲学?”
老师说：“这个我也不知道。”
桑吉很聪明：“我知道，这个不知道是说不出来的知道，不是我这种不知道。”
老师被这句话感动了，摸摸他的头：“很快的，很快的，我就要教不了你了。”
多布杰老师平常穿着军绿色的夹克，牛仔裤上套着高筒军靴，配上络腮胡子，很硬朗的形象，说这话时眼里却有了泪花。
他那样子让娜姆老师大笑不止，饱满的胸脯晃动跳荡。
现在，桑吉却在逃离这钟声的召唤。
奔跑中，他重重地摔倒在一摊残雪上，仰身倒地时，胸腔中的器官都振荡了，脑子就像篮球架上的钢圈被敲击过后一样，嗡嗡作响。
桑吉庆幸的是，他没有咬着自己的舌头。
然后，他侧过身，让脸贴着冰凉的雪，这样能让痛楚和脑子里嗡嗡的蜂鸣声平复下来。
这时，他看见了这一年的第一只虫草!
二
其实，桑吉还没有在野地里见过活的虫草。
但他知道，当自己侧过身子的同时也侧过脑袋，竖立在眼前的那一棵小草，更准确地说是竖立在眼前的那一棵嫩芽就是虫草。
那是怎样的一棵草芽呀!
它不是绿色的，而是褐色。因为从内部分泌出一点点儿黏稠的物质而显得亮晶晶的褐色。
半个小拇指头那么高，三分之一，不，是四分之一个小拇指头那么粗。桑吉是聪明的男孩，刚学过的分数，在这里就用上了。
对，那不是一棵草，而是一棵褐色的草芽。
胶冻凝成一样的褐色草芽。冬天里煮一锅牛骨头，放了一夜的汤，第二天早上就凝成这种样子——有点儿透明的，娇嫩的，似乎是一碰就会碎掉的。
桑吉低低地叫了一声：“虫草!”
他看看天，天上除了丝丝缕缕的仿佛马上就要化掉的云彩，蓝汪汪的，什么都没有出现。神没有出现，菩萨没有出现。按大人们的说法，一个人碰到好运气时，总是什么神灵护佑的结果。现在，对桑吉来说是这么重要的时刻，神却没有现身。多布杰老师总爱很张扬地说：“低调，低调。”这是桑吉作文中又出现一个好句子时，多布杰老师一边喜形于色，一边却要拍打着他的脑袋时所说的话。
他要回去对老师说：“人家神才是低调的，保佑我碰上好运气也不出来张扬一下。”
多布杰老师却不是这样，一边拍打着他的脑袋说低调低调，一边对办公室里别的老师喊：“我教的这个娃娃，有点儿天才!”
桑吉已经忘记了被摔痛的身体，他调整呼吸，向着虫草伸出手去。
他的手都没有碰到凝胶一样的嫩芽，又缩了回来。
他吹了吹指尖，就像母亲的手被烧滚的牛奶烫着时那样。
他又仔细看去，视野更放宽一些。虫草芽就竖立在残雪的边缘，一边是白雪，一边是黑土，像小小的笔尖。
他翻身起来，跪在地上，直接用手开始挖掘，芽尖下面的虫草根一点点显露出来。那真是一条横卧着的虫子。肥胖的白色身子，上面有虫子移动时，需要拱起身子一点点挪动用以助力的一圈圈节环。他用嘴使劲吹开虫草身上的浮土，虫子细细的尾巴露了出来。
现在，整株虫草都起到他手上了。
他把它捧在手心里，细细地看，看那卧着的虫体头端生出一棵褐色的草芽。
这是一个美丽的奇妙的小生命。
这是一株可以换钱的虫草。一株虫草可以换到三十块钱。三十块钱，可以买两包给奶奶贴病痛关节的骨痛贴膏，或者可以给姐姐买一件打折的李宁牌T恤，粉红色的或者纯白色的。姐姐穿着这件T恤上体育课时，会让那些帅气的长卷头发的男生对她吹口哨。
父亲说，他挖出一根虫草时，会对山神说对不起，我把你藏下的宝贝拿走了。
桑吉心里也有些小小的小小的，对了，纠结。这是娜姆老师爱用的词，也是他去借读过的城里学校的学生爱用的词。纠结。
桑吉确实有点儿天才，有一回，他看见母亲把纺出的羊毛线绕成线团，家里的猫伸出爪子把这个线团玩得乱七八糟时，他突然就明白了这个词。他抱起猫，看着母亲绝望地对着那乱了的线团，不知从何下手时，他脱口叫了声：“纠结!”
母亲吓了一跳，啐他道：“一惊一乍的，独脚鬼附体了!”
现在的桑吉的确有点儿纠结，是该把这株虫草看成一个美丽的生命，还是看成三十元人民币?这对大多数中国人来说根本不是一个问题，但对这片草原上的人们来说，常常是一个问题。
杀死一个生命和得到三十元钱，这会使他们在心头生出：纠结。
不过，正像一些喇嘛说的那样，如今世风日下，人们也就是小小纠结一下，然后依然会把一个小生命换成钱。
桑吉把这根虫草放在一边，撅着屁股在刚化冻不久的潮湿的枯草地上爬行，仔细地搜寻下一根虫草。
不久，他就有了新发现。
又是一株虫草。
又是一株虫草。
就在这片草坡上，他一共找到了十五根虫草。
想想这就挣到四百五十块钱了，桑吉都要哼出歌来了。一直匍匐在草地上，他的一双膝盖很快就被苏醒的冻土打湿了。他的眼睛为了寻找这短而细小的虫草芽都流出了泪水。一些把巢筑在枯草窠下的云雀被他惊飞起来，不高兴地在他头顶上忽上忽下，喳喳叫唤。
和其他飞鸟比起来，云雀飞翔的姿态有些可笑。直上直下，像是一块石子、一团泥巴，被抛起又落下，落下又抛起。桑吉站起身，双臂向后，像翅膀一样张开。他用这种姿势冲下了山坡。他做盘旋的姿态，他做俯冲的姿态。他这样子的意思是对着向他发出抗议声的云雀说，为什么不用这样漂亮的姿态飞翔?
云雀不理会他，又落回到草窠中，蓬松着羽毛，吸收太阳的暖意。
在这些云雀看来，这个小野兽一样的孩子同样也是可笑的，他做着飞翔的姿态，却永远只能在地上吃力地奔跑，呼哧呼哧地喘着粗气，像一只笨拙的旱獭。
这天桑吉再没有遇见新的虫草。
他已经很满足了，也没有打算还要遇到新的虫草。
十五根，四百五十元啊!
他都没有再走上山坡，而是在那些连绵丘冈间蜿蜒的大路上大步穿行。阳光强烈，照耀着路边的溪流与沼泽中的融冰闪闪发光。加速融冻的草原黑土散发着越来越强烈的土腥味，一些牦牛头抵在裸露的岩石上舔食泛出的硝盐。
走了二十多里地，他到家了。
一个新的村庄。实行牧民定居计划后建立起来的新村庄。一模一样的房子：正面是一个门，门两边是两个窗户，表示这是三间房，然后，在左边或在右边，房子拐一个角，又出来一间房。一共有二十六七幢这样的房子，组成了一个新的村庄。为了保护长江黄河上游的水源地，退牧还草了，牧人们不放牧，或者只放很少一点儿牧，父亲说：“就像住在城里一样。”
桑吉不反驳父亲，心里却不同意他的说法，就二三十户人家聚在一起，怎么可能像城里一样?他上学的乡政府所在地，有卫生所，有学校，有修车铺、网吧、三家拉面馆、一家藏餐馆、一家四川饭馆、一家理发店、两家超市，还有一座寺院，也只是一个镇，而不是城。就算住在那里，也算不得“就像住在城里一样”。因为没有带塑胶跑道、有图书馆的中学校，没有电影院，没有广场，没有大饭店，没有立交桥，没有电影里的街头黑帮，没有红绿灯和交通警察，这算什么城市呢?这些定居点里的人，不过是无所事事地傻待着，不时地口诵六字真言罢了。直到北风退去，东南风把温暖送来，吹醒了大地，吹融了冰雪，虫草季到来，陷入梦魇一般的人们才随之苏醒过来。
桑吉不想用这些话破坏父亲的幻觉。
他只是在心里说，只是待着不动，拿一点儿政府微薄的生活补贴算不得像城里一样的生活。
即便是每户人家的房顶上，都安装了一个卫星电视天线，每天晚上打开电视机都可以看到当地电视台播出翻译成藏语的电视剧，父亲和母亲坐下来，就着茶看讲汉语的城里人的故事。他们就是看不明白。
电视完了，两个人躺在被窝里发表观后感。
母亲的问题是：“那些人吃得好，穿得好，也不干活儿，又是很操心很累很不高兴的样子，那是因为什么?”
桑吉听见这样的话，会在心里说：“因为你不是城里人，不懂得城里人的生活。”
每年春暖花开的时候，大城市来的游客就会在草原上出现，组团的、自驾的、当驴友的，这些城里人说：“啊，到这样的地方，身心是多么放松!”
这是说，他们在城里玩的时候不算玩，不放松，只有到了草原上，才是玩。但桑吉不想把自己所知道的这些都告诉父亲。他知道，父亲母亲让他和姐姐上学，是为了他们过上更好的生活，而不是为了让他们回到家来显摆那些超过自己的见识。
父亲想不通的还有一种打仗的电视剧：“那些人杀人比我们过去打猎还容易啊!杀人应该不是这么容易的呀!”
“那是杀日本鬼子呀!”母亲说。
父亲反驳：“杀日本鬼子就比杀野兔还容易吗?”
这时，桑吉也不想告诉父亲说，这是编电视的人在表现爱国主义。他在电视里看到过电视剧的导演和明星谈为什么这样做就是爱国主义。
父亲是个较真的人、爱刨根问底的人，如果你告诉他这是爱国主义，说不定哪天他想啊想啊，冷不丁就会问桑吉：“那么，你说的这个主义和共产主义，还有个人主义是不一样的吗?还是原本是一样的?”
他不想让父亲把自己搅进这样纠结的话题里。
现在，这个逃学的孩子正在回家。他走过溪流上的便桥，走上了村中那条硬化了的水泥路面。
奶奶坐在门口晒太阳，很远就看见他了。
她把手搭在额头上，遮住阳光，看孙子过了溪上的小桥，一步步走近自己，她没牙的嘴咧开，古铜色的脸上那些皱纹都舒展开来了。
桑吉把额头抵在奶奶的额头上，说：“闻闻我的味道!”
奶奶摸摸鼻子，意思是这个老鼻子闻不出什么味道了。
桑吉觉得自己怀里揣着十五根虫草，那些虫草，一半是虫，一半是草，同时散发着虫子和草芽的味道，奶奶应该闻得出来。但奶奶摸摸鼻子，表示并没有闻到什么味道。
屋里没有人。
父亲和母亲都去村委会开会了。
他自己弄了些吃的，一块风干肉，一把细碎的干酪，边吃边向村委会走去。这时村委会的会已经散了。男人们坐在村委会院子里继续闲聊，女人们四散回家。
桑吉迎面碰上了母亲。
母亲没给他好脸色看，伸手就把他的耳朵揪住：“你逃学了!”
他把皮袍的大襟拉开：“闻闻味道!”
母亲不理：“校长把电话打到村长那里，你逃学了!”
桑吉把皮袍的大襟再拉开一点儿，小声提醒母亲：“虫草。虫草!”
母亲听而不闻，直到远离了那些过来围观的妇人们，直到把他拉进自己家里：“虫草，虫草，生怕别人听不见!”
桑吉揉揉有些发烫的耳朵，把怀里的虫草放进条案上的一只青花龙碗里。他又从盛着十五只虫草的碗中分出来七只，放进另一个碗里：“这是奶奶的，这是姐姐的。”
一边碗中还多出来一只，他捡出来放在自己手心里，说：“这样就公平了。”他看看手心里那一只，确实有点儿孤单，便又从两边碗里各取出一只。现在，两边碗里各有六只，他手心里有了三只，他说：“这是我的。”
母亲抹开了眼泪：“懂事的桑吉，可怜的桑吉。”
母亲和村里这群妇人一样用词简单，说可怜的时候，有可爱的意思。所以，母亲感动的泪水、怜惜的泪水让桑吉很是受用。
母亲换了口吻，用对大人说话一样的口吻告诉桑吉：“村里刚开了会，明天就可以上山挖虫草了。今年要组织纠察队，守在进山路上，不准外地人来挖我们山上的虫草。你父亲要参加纠察队，你不回来，我们家今年就挣不到什么钱了。”
母亲指指火炉的左下方，家里那顶出门用的白布帐篷已经捆扎好了。
桑吉更感到自己逃学回来是再正确不过的举措了，不由得挺了挺他小孩子的小胸脯。
桑吉问：“阿爸又跟那些人喝酒了?”
母亲说：“他上山找花脸和白蹄去了。”
花脸和白蹄是家里两头驮东西的牦牛。
“我要和你们一起上山去挖虫草!”
母亲说：“你阿爸留下话来，让你的鼻子好好等着。”
桑吉知道，因为逃学父亲要惩罚他，揪他的鼻子，所以他说：“那我要把鼻子藏起来。”
母亲说：“那你赶紧找个土拨鼠洞，藏得越深越好!”
桑吉不怕。要是父亲留的话是让屁股等着，那才是真正的惩罚。揪揪鼻子，那就是小意思了。又疼又爱的小意思。
阿爸从坡上把花脸和白蹄牵回来，并没有揪他的鼻子，只说：“明天给我回学校去。”
桑吉顶嘴：“我就是逃五十天学，他们也超不过我!”
“校长那么好，亲自打的电话，不能不听他的话。”
桑吉想了想：“我给校长写封信。”
他就真的从书包里掏出本子，坐下来给校长写信。其实，他是写给多布杰老师的：“多布杰老师，我一定能考一百分。帮我向校长请个虫草假。我的奶奶病了，姐姐上学没有好看的衣服穿。今天我看见虫草了，活的虫草，就像活的生命一样。我知道我是犯错了，我回去后你罚我站着上课吧。逃课多少天，我就站多少天。我知道这样做太不低调了。为了保护草原，我们家没有牛群了。我们家只剩下五头牛了，两头驮牛和三头奶牛。只有挖虫草才能挣到钱。”
他把信折成一只纸鹤的样子，在翅膀上写上“多布杰老师收”的字样。
母亲看着他老练沉稳地做着这一切，眼睛里流露出崇拜的光亮。
母亲赔着小心说：“那么，我去把这个交给村长吧。”
他说：“行，就交给村长，让他托人带到学校去。”
这是桑吉逃学的第一天。
那天晚上，他睡不着。听着父亲和母亲一直在悄声谈论自己。说神灵看顾，让他们有福气，得到漂亮的女儿，和这么聪明懂事的儿子。政府说，定居了，牧民过上新生活，一家人要分睡在一间一间的房里。可是，他们还是喜欢一家人睡在暖和的火炉边上。白天，被褥铺在各个房间的床上。晚上，他们就把这些被褥搬出来，铺在火炉边的地板上。大人睡在左边，孩子睡在右边。父亲和母亲说够了，母亲过来，钻进桑吉的被子下面。母亲抱着他，让他的头顶着她的下巴。她身上还带着父亲的味道，她的乳房温暖又柔软。
（节选）